社會工作：準備登堂入室
2006年11月30日 13:48:38
隨著我國社會的全面轉型，社會矛盾凸顯，僅靠傳統單一的行政管理方式和工作手段已很難適應。
六中全會《決定》提出¨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之後，民政部人事教育司副司長王建軍在工作中多了一件事：向找上門來的媒體介紹社會工作到底是什么。
與此同時在青島，畢業於某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的鄭傑也在給人介紹什么是社會工作。他在當地開了一家專業社會工作機構，計劃提供戒除與預防青少年網路成癮、新遷入城市老年人的城市適應服務、企業新員工環境適應訓練等屬於社會工作內容的服務。
對於許多人來說，社會工作的概念還有些陌生。
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是一種以利他主義為指導，綜合運用各種專業知識、技能和方法，為有需要的個人、家庭、群體、機構和社區提供專業社會服務、解決社會問題的專門職業，是確保現代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制度和科學方法。專業從事社會工作的人才，在國際上通常稱為社會工作者，簡稱¨社工”，他們被認為是¨社會工程師”。
社會工作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如社會扶貧與社會救助、社區服務與社區管理、社會犯罪與社會矯治、家庭暴力防範以及殘疾人社會工作、老年人社會工作、青少年社會工作、婦女社會工作、醫療社會工作、精神康復社會工作等等。
民政工作承擔的養老、助殘、扶孤、濟困等功能，均屬於社會工作範疇。隨著我國社會的全面轉型，社會矛盾凸顯，僅靠傳統單一的行政管理方式和工作手段已很難適應。接受《瞭望》新聞周刊採訪的專家指出，加強社會人才隊伍建設，可以有效落實社會保障、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工作，真實反映人民群眾的需求，完善我國專業化社會服務體系，達到社會管理和維護社會和諧的目標。
¨社工”正名
同許多人一樣，鄭傑從媒體上得知了六中全會的決定，不過他眼下更關心的是他的¨樂為社工諮詢服務社”如何才能維持生存。
這家社會工作機構成立幾個月來，一直入不敷出。作為一個專職社工機構，卻迫於生存壓力無法為弱勢群體、邊緣群體提供無償服務，甚至因為不具備政府認可的專職社工資格身份和政府出具的社工服務機構資格證明，而受到服務對象的置疑。
這也許是目前我國民辦社工機構生存困境的一個縮影。
由於國內缺少對民辦社工機構的管理辦法，國家尚沒有制定專門的設立條件、標準和程式，這類本應非盈利的民辦社工機構只能在工商部門註冊為營利機構，他們不能募捐，不能申請政府資助，甚至享受不到任何稅收優惠。
鄭傑的社工服務社在登記註冊時，工商部門不知該將社會工作歸為何類，最後勉強劃到¨資訊諮詢業”，名稱必須加¨諮詢”兩字，服務性質認定為¨社會公共關係諮詢”，與社會工作的本意相差甚遠。
在我國的社會工作理論、實踐、教育和制度建設等各個領域，都存在著類似的空白，¨一段時期以來，政府各部門、社會各界對社會工作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和了解”，王建軍說。民政與社會工作關係緊密，民政部也一直大力推動社會工作的發展，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成立的第一個社會工作專業就得到了民政部的資助。
因此，當六中全會《決定》提出建設宏大社會工作人才隊伍，一些多年關注社會工作的專家喻之為¨社會工作的春天來了”。
填補轉型社會空白
長期以來，我國實踐意義上的社會工作廣泛存在。除了民政等相關政府部門，工會、青年團、婦聯等群眾團體也承擔了社會工作的大量內容。
這種社會工作形成於計劃經濟體制之下，主要由政府及工作單位實施，幫助有困難的社會成員解決其面臨的生活問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思斌稱之為¨行政性、半專業化的社會工作”。
所謂¨行政性”是指，首先，這種社會工作是被納入行政框架之中的，即它對社會成員的幫助是按照行政系統進行的。有困難的人向他所屬的單位提出要求，未就業者則透過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解決生活中的困難；其次，這種社會工作是由國家行政幹部按照行政程式進行的。有困難的人一般要寫出要求解決困難的申請交給主管人員，主管人員則根據國家政策或組織內的規定決定如何解決問題，或橫向聯絡，或上報審批，主管人員同各行政部門打交道以圖解決問題；第三，這種社會工作在其功能定位方面被納入行政管理的範疇。
而半專業化表現在，第一，在中國內地從事為民解困工作的主要是各級民政部門的幹部，他們大多沒有受過社會工作知識、技巧的訓練，但有本職工作訓練。這種本職工作訓練包括價值觀念和工作方法，與一般的社會工作有相通之處。第二，由於這些為民解困的工作已成為幹部的職業，因此，在長期的職業實踐中，他們也摸索出一大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特別是思想工作方法。
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行政性半專業化社會工作的效能在當今中國，特別是在城市受到考驗。
王思斌教授為《瞭望》新聞周刊分析，向市場經濟過渡改變著政府和單位統包的社會福利制度，一些企業的不景氣甚至破產使這些企業的在職和退休職工的保障發生問題。同時，政府和企業越來越少地運用行政手段來解決人們生活中的困難，長期以來思想政治工作的經驗在解決人們現實的物質困難方面的作用也日顯不ì。此外，城市化正在疏遠著人們之間的關係，甚至親友關係也受到一定的衝擊，家庭小型化和人口老齡化也將使親友之間的相互關照力不從心。
劇烈的社會變遷使產生於舊體制之下的社會工作模式空間縮小，大量的社會工作空白點由此產生。
對此，政府各部門積極參與社會工作的探索和試點。民政部在河南省鄭州市進行了社會工作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領域的試點，創造了以¨類家庭”、全天候救助中心、街頭流動救助、外展社工、職業技能培訓、家庭寄養、救助小學為主要內容的多渠道、多形式、多功能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的¨鄭州模式”。
填補這樣的空白，需要對我國傳統的社會工作有較大的改革。王思斌認為，一方面，要將現代社會工作的內容擴展到傳統的政府、工青婦組織及工作單位等原有的社會保障和服務體系中，另一方面，也要增加現有人員的服務範圍、提高水準。
社工職業水準評價體系正在建立
民政部的工作人員最近常常連周末也要加班。籌備成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準評價專家委員會，組織專家編寫考試大綱、培訓教材，建立考試題庫。
這些工作源於今年7月份人事部、民政部發佈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水準評價暫行規定》和《助理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師職業水準考試實施辦法》。民政部希望能儘快研究制定相關配套制度，為明年如期舉行首次考試做好準備。
王建軍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目前我國社會工作者隊伍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與現實需求存在很大差距，原因之一是我國目前缺乏相應的激勵保障制度。
研究社會工作的專家指出，建立完善的資格認證和評價體系能有效地推進社會工作的職業化、專業化，而社工職業化、專業化為提高社會工作水準和¨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提供有力保證。
在我國，2003年上海市率先建立了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制度。同年，江蘇省建立了社會工作者水準等級考試製度，浙江省建立了社會工作與管理崗位資格證書考試製度。北京、天津、福建、重慶、廣州、寧波等城市也在社會工作職業化制度建設方面進行了探索和試點。
不過，相比發達國家和地區，我國的社會工作還處於初始階段，社會工作者評價體系也剛剛起步。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史柏年告訴《瞭望》新聞周刊，作為評價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考試大綱、培訓教材等尚未公佈，評價體系的建立情況¨至少應該等到明年考試完了才能得出初步結論”。
王思斌教授認為應充分考慮多方面實際情況，才能使評價體系更具有可操作性。例如，他認為對從事基層社會工作多年的中老年社工，和剛畢業於社會工作專業的大學生，如何更好地推動他們參加資格考試，將其納入評價體系，需要仔細研究。
此外，評價體系也面臨一個¨怎么用”的問題。王思斌指出，目前的評價體系是一個倡導性、非排他性的評價體系，如果不能建立健全相應的配套措施，很難充分發揮其價值。
為此，民政部做了相關的工作。2000年以來，國務院出臺了《關於加強和改進社區服務工作的意見》，民政部相繼出臺了《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範》、《殘疾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範》、《兒童社會福利基本規範》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都明確提出要引入社會工作專業制度，聘用專業社會工作者。
據統計，到2005年底，全國民政服務類事業單位機構達9.5萬家，實際從事社會工作的人員達40餘萬。
對於評價體系與社工崗位之間的聯繫，史柏年教授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評聘分離是目前社會工作評價體系的特點。他說，透過資格考試的助理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師只是獲得職稱，還另需透過聘用才能獲得相應的職位。
崗位從哪里來
有了專門的社會工作者，還要有相應的崗位，民政部人事教育司教育科技處處長甄炳亮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目前，崗位的開發已經啟動。
如果按發達國家標準，我國至少需要200萬專業社工，也就是200萬個工作崗位。
對此，王建軍介紹，在建立社會工作職業水準評價制度的過程中，民政部與人事部合作，圍繞民政服務類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社區社會工作崗位設置，以及社會工作者的薪酬體系，進行了嘗試性研究。
2005年，民政部委託專家學者在北京、上海、西安、貴陽等地對民政領域社會工作崗位設置等問題進行調研，並在2006年3月召開了社會工作崗位設置研討會。目前，北京大學的專家學者受民政部委託成立課題組，正在對民政服務類事業單位、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崗位設置進行專項研究。
¨社會工作崗位將分為四類”，王建軍說。
一是各級各類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部門，如民政部門、工青婦等人民團體的主要業務部門，要配備社會工作專門人才，完善社會工作崗位設置；
二是公益服務類的事業單位，如各類社會福利服務機構、社會救助機構、優撫安置機構等提供社會服務的機構要大量設置社工崗位；
三是社區，包括街道和居委會兩個層次，要結合本社區特點，在社會工作機構，如社區服務中心和社會工作站等大量設置社工崗位，使用社工；
四是大量民辦的公益性、慈善性社會團體、民辦社會服務機構，如養老機構、助殘機構、青少年服務機構等，要配備必要的專職社工人員，提供專業服務。
目前，除了民政部門建立的大量福利院、敬老院、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等服務類機構，以及其他部門針對各自分管的服務對象辦的具有部門特色的服務機構之外，我國現有社區居委會7.99萬個，專職工作人員45萬多人，他們大部分屬於實際社會工作者。此外，全國登記註冊的民間組織32萬多個，其300多萬的專職人員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實際社會工作者。
不過，甄炳亮認為，這些現有的社會服務機構雖然提供了大量服務，但比起社會需要來，還存在需要改進的方面。比如，從量上看，滿ì不了社會需求，如老年人服務；從質上看，服務專案有限，服務意識不強；從創新à度看，老年人服務、兒童青少年服務、家庭綜合服務、精神衛生服務等新的服務需求無法滿ì。
我國現階段對社會工作存在大量需求，經過近二十年的培育，社會上也逐漸形成提供社會工作服務的觀念和人力資源，但中間仍缺少一個媒介將二者順暢地連接起來。¨社工崗位是其中短缺的一環”，甄炳亮說。
比如上海有關部門成立了¨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自強社會服務總社”、¨新航社區服務總社”等三家大型民辦非企業單位在街道社區設站建點提供青少年社工、戒毒社工、社區矯治社工專業服務。此外，還有社會熱心人士廣泛創辦的各種小型多樣、紮根社區需要的基層社工機構。
但是，倡導什么樣的民間社工機構，如何資助、監管民間社工機構的發展，如何劃分已有的國有國辦社會福利機構和民間社工機構的業務範圍，保持他們的合理競爭與合作，諸如此類的問題沒有先例可循。甄炳亮表示，仍需要全面深入的調查和研究。
新教育模式能否出現
隨著我國政府管理理念的轉變，部門逐漸將大量具體事務性工作從工作職能中剝離出來，而加強與社會的合作管理。王思斌認為，隨著¨小政府、大社會”責任分擔格局的逐步形成，專業社會工作在解決社會問題、服務社會方面的作用將越來越大。但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實現,前提是必須要有一個發育了的社會,這個社會能夠承擔原先由政府所包攬下來的社會生活職能,否則的話,政府職能的轉變就無法實現。
王建軍表示，¨職業培訓是大規模提高社會工作人員職業素質和專業水準的關鍵步驟”。我國從事實際社會工作的人員中，許多擁有多年的實踐經驗，熟悉實際情況，怎樣使之與現代社會工作理念妥善結合，是職業培訓需要研究的重要課題。
另一方面，實務經驗的缺乏限制了接受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人員充分發揮作用。由於社會工作的專業助人性質，它是一門非常強調實際操作的學科，助人技巧訓練和實習教育應該是社工教育的基礎。在香港，學生要獲得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必須要有800小時°900小時的實習，而在國內，學生普遍缺乏社會實踐和親身參與實地服務的體驗，許多實習也流於形式，成為端茶倒水之類簡單的體力愛心奉獻。
專業的師資隊伍有待成熟。專家指出，目前國內社工教育師資存在的問題在於，或者國外學成歸來，有專業素養，但不了解國內實際，脫離語境；或者學校倉促上馬社會工作專業，教師沒有專業背景和實務經驗，只能照搬西方理論，很難保證教學質量。
既懂理論，又有實際訓練的教育方式，輔之以廣大的市場需求，才能改變中國當前200多所高校設立了社會工作專業，但90%以上畢業生不能從事社會工作專業的局面。（記者 董瑞豐 李潔）
資料來源：新華網
